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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时分，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黎明之后，雨势渐小，伽蓝带着龙卫统飞驰出城，气势汹汹地冲到城南八里外的慈恩寺下，摆出攻击战阵，做出攻击态势，咄咄逼人，摆明了就是要激怒王仲伯，并以此举告诉黎阳，魏郡独孤震已经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假若黎阳举兵叛乱，安阳则挥军进击，不惜代价也要戡乱平叛。
然而，伽蓝没有想到的是，他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发展的这步“棋”，没有激怒王仲伯，也没有威慑到黎阳，反而把独孤震给激怒了。
独孤震与亲信僚属、与李大师、傅奕、魏征等河北名士商讨了一夜局势，疲惫不堪，刚刚合上眼打个了盹就被柴绍喊醒了。得知伽蓝带着军队出城了，既没有向他禀报，也没有与魏征、柴绍商议，不禁勃然大怒。
伽蓝自作主张，自以为是，骄恣跋扈，为所欲为，眼里根本就没有独孤震这位皇亲国戚，更无视当前局势对各方势力所造成的巨大危机，如此恣意妄为，就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牛，必将危害到他们对局势的掌控，一旦局势失控，他们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甚至还有身死族灭之祸。
独孤震出离愤怒，脸色极度难看，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了。
不久之前，远在关西终南山的楼观道法主岐晖来信，其中特意提到了伽蓝背后的复杂关系。伽蓝是敦煌圣严寺慧心和尚的弟子，在西北沙门中辈分较高，此番东进中土，必会得到西北沙门的帮助。同时，伽蓝又是裴世矩和薛世雄非常器重的亲信，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军方，他都能得到高层权贵的照拂。换一个角度来说，伽蓝代表了西北沙门的利益，代表了当权改革派势力。现如今皇帝钦点伽蓝为禁军骁果，将其从万里迢迢之外的突伦川召至行宫，随即又在二次东征之刻遣其南下黎阳，很明显，皇帝赋予了伽蓝特殊使命。
独孤震不能不慎重地看待伽蓝的“独断专行”，不得不从伽蓝的言行举止中寻找到皇帝和中枢的真实意图。目前有一点可以确定，皇帝和裴世矩牢牢掌控了大局，站在巅峰位置上俯瞰局势的发展，静待各方势力在局势发展中“大显身手”，然后以雷霆之势诛杀叛逆，铲除异己，为改革的加速推进扫清障碍。
这是帝国高级官员们和深谙权争的世家权贵们对帝国当前政局的解读，但独孤震看得更深，想得更复杂。独孤震是皇亲国戚，是今上的舅舅，他所承担的戍卫国祚的重任，他对帝国的守护之责，要远远大于其他人，比如皇统继承，既是事关国祚兴衰的头等国事，也是皇帝的家事，而这件事普通大臣不敢涉足，中枢大臣却是不得不涉足，而像独孤震这样的皇亲国戚，却必然要牵涉其中。
此次风暴对帝国造成的影响之巨可想而知，由此必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储君之争。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同理，帝国不能没有储君，而储君的确立，直接关系到了帝国政局的稳定，大幅减少了因为争夺皇统继承权而引发的政治风暴。
元德太子已经薨亡七年，皇帝七年不立储，原因是什么？朝堂上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猜测与皇帝所坚持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关。
皇帝改革的主旨只有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自魏晋以来中土近四百年的分裂历史中，最为耀眼醒目的政治标志就是“门阀士族”政治。这四百年来不断更替的大小王国中，政权实际上都控制在中土的门阀士族手中，“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确保了这一政治格局的延续。杨氏的大隋统一了中土，先帝毫不犹豫地废弃了九品中正制，向“门阀士族”政治举起了锋利的大刀，试图把中土分裂的根源，把可能推翻杨氏国祚的祸根，彻底铲除，但延续了近四百年的“门阀士族”政治非常坚硬，这一刀是砍下去了，不过距离“门阀士族”政治的死亡却遥不可及。
今上接过了先帝“改革”的大刀，催马扬鞭，意气风发，意欲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为自己建下秦皇汉武之功业，为杨氏子孙建下万世之基业。这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今上雄心勃勃，非常自信。这时候，皇权的高度集中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改革”的成败与否，而太子的册封，东宫的存在，必将给朝堂上的保守派，给反对改革的世家权贵们寻到一个“反扑”的强大立足点。
当年先帝之所以废黜太子杨勇，文献皇后独孤伽罗之所以力挺今上，和太子杨勇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关系，和太子杨勇对嫔妃们的亲疏也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太子杨勇在政治立场上走到了先帝和文献皇后的对立面，其他诸如三皇子秦王杨俊、四皇子蜀王杨秀，包括后来与今上手足相残的五皇子汉王杨谅，都未能像今上一样透彻地理解和继承先帝与文献皇后的政治理念。
帝国若想长治久安，必须彻底铲除门阀士族政治，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杨氏子孙若想代代传承，就必须最大程度地遏制和打击世家贵族，重新分配帝国的权力和财富，让天下普罗大众都能拥有跻身贵族行列的资格和机会。
政治理想的实现需要权力和财富做为支撑，为此，今上需要最大的权力，需要绝对集中的权力，需要改革的成功。他不想重蹈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覆辙，他想在自己的政治理想接近成功的时候，大局已定的时候，门阀世家已经被打击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再立储，让子孙坐享其成，给子孙留下一份丰厚的遗产，同时也让自己彪炳史册，名垂不朽。
独孤震对今上的想法有一定的了解，他本人不反对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政治改革，但反对今上的“激进”策略。
凡事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物极必反。今上文武干略，一代天骄，偏偏在这件事上犯了致命错误。当前的现实是，世家权贵掌握着权力、财富和文化，掌握着政权，而今上的改革是联合一部分志向远大，与他志同道合，矢志追求中土长治久安的世家权贵们，利用强权，去公开掠夺大部分保守的、把个人、家族和集团利益至于帝国利益之上的，矢志追求“门阀士族”政治的世家权贵们，其结果就是刀对刀、枪对枪，双方兵戈相见，大打出手，血腥厮杀，最终局势会失控。一旦对立双方打得两败俱伤，甚至玉石俱焚，那最终就是帝国的轰然崩溃。
谁都不想帝国崩溃，世家权贵们也不愿意，那对他们来说损失太大，风险太大，所以，大家都想拉住“改革”这驾飞驰的马车，让它减速，让它停下来，而最佳的办法莫过于直接更换“车夫”。杨玄感就是这么做的，直接兵变，更换皇统，机会好的话，甚至可以把自己推到皇帝宝座上。这是暴力的方式，对帝国的危害性太大，所以独孤震不支持，他支持的是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立储，培养东宫一系，以东宫来牵制甚至抗衡皇帝。
先帝执政后期，改革步伐停滞不前，就是因为他的主要精力被东宫所牵制，被自己的继承人所羁绊。今上继位后，世家权贵们本想“如法炮制”，给今上制造一个“对手”，哪料元德太子“不堪重负”，在皇帝和世家权贵们的“前后夹击”下，积郁成病，一命呜呼。此后皇帝在立储一事上百般拖延，而在改革进程上却是高歌猛进。世家权贵们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只能被动挨打，步步倒退。
终于，机会来了。当权的关陇贵族集团中，反对改革的势力是暴力对抗，杨玄感举兵造反，而支持改革或者持中间立场的贵族们则“温和”对抗，独孤震这位国舅就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威逼甚至胁迫皇帝立储。
若想“威逼”或者“胁迫”皇帝立储，那就必须让杨玄感的“造反”声势浩大，严重危及到了帝国的安危，危及到了皇帝的权柄，危及到了皇帝的改革，迫使皇帝不得不向关陇贵族集团中的“中间派”妥协，以寻求他们的支持，联手平定杨玄感的叛乱，继而稳定帝国，让他的改革大业得以继续。
所以，独孤震不会参加杨玄感的叛乱，但也不会主动去戡乱平叛，相反，他还要暗中“帮助”杨玄感，比如到现在为止，在杨玄感叛乱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他既不奏报皇帝和行宫，也不奏报东都和西京，明摆着就是给杨玄感“争取”更多的时间以让他赢得更好的形势。
谁知凭空冒出来一个骄恣枉法的野蛮人，要蓄意破坏独孤震谋划已久的、意欲捆在今上手脚以放缓改革步伐的策略，怎不让他勃然大怒？
大怒之后冷静下来想一想，他不得不谨慎对待了。
伽蓝现在是什么出身？官奴婢。现在他才多大的官？从五品。一个从五品的禁军校尉竟敢“藐视”他的权威，为所欲为，这说明什么？哪来的胆子？无疑，伽蓝的胆子是皇帝给的，伽蓝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皇帝。
“竖子猖狂。”独孤震冷笑道，“给他一个教训也好。”
魏征和柴绍互相看了一眼，目露忧色。伽蓝可不能死，这时候死在安阳城外，麻烦可就大了，甚至前功尽弃。伽蓝就是皇帝和裴世矩等人放在河北这盘大棋上的马前卒，你把皇帝的马前卒给“阴”掉了,就算皇帝碍着面子睁只眼闭只眼，裴世矩和薛世雄又岂肯罢休？
柴绍迟疑着，想说话。
独孤震知道他的意思，想出城阻止伽蓝，以免双方打起来了。王仲伯实力强劲，伽蓝也非常彪悍，双方打起来了必是一场恶战。王仲伯败了等于破坏了独孤震的大计，而伽蓝败了，王仲伯又岂能全身而退？必定伤痕累累，还是不利于己方，所以这一仗就是不能打。
独孤震挥挥手，示意两人赶快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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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震不想打，但杨玄感是一定要打。
就在这天上午，李密和元务本带着刚刚从临河和清淇两县赶来的近五百乡勇，上千力役，带着粮草武器，冒着大雨，火速北上支援。
也在这天上午，在慈恩寺外，在大雨滂沱之中，伽蓝和魏征发生了直接冲突。
“某是禁军骁果，某是龙卫校尉，某直接听命于备身府，听命于陛下。”伽蓝在雨中咆哮，怒不可遏，“你给某圣旨，如果陛下和备身府命某受制于使君，某即刻撤军，但如果没有，某就以违反军纪为由，砍了你的头颅。”
魏征脸色铁青，恨不得一剑剁了他。柴绍神情冷峻，看似平静，实际上怒火中烧，已经咬牙切齿了，但面对杀气腾腾的伽蓝和西北人，他也是束手无策。这群西北狼身处陌生的河北，生死关头，众志成城，根本就是铁板一块，无处下手。
然而，帝国的未来和世家的利益更重要，无论如何不能让这群野蛮的西北人破坏了独孤震的谋划。某说服不了你，但可以说服王仲伯。柴绍留下了，而魏征飞身上马，疾驰灵宝山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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